建“治未病”国家体系 以全民健康促全民小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有了极大提升。但同时我国慢性病发病也出现了大幅攀升，已形成世界最大的慢病群体，人数接近美国和俄罗斯的总人口，严重降低国民健康素质,增加社会负担,危及国家安全。

目前,我国已有糖尿病患者1.14亿，占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数的1/4；肺癌发生全球第一，每年还新增癌症患者312万人；心血管病的发病人数持续增加，约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名心血管病患者；迅速来临的老年化社会进一步加剧这一窘迫局面，一方面我国人口期望寿命逐渐延长，同时疾病老人，共病老人的情况日益严峻，使得个人、家庭承受持续而沉重的生理、精神痛苦和沉重的医疗负担，也使我国医疗系统承受难以负荷的沉重压力，国家和社会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生活环境和人们生活社会行为的大幅度改变，民众由“温饱”走向“过饱”，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淡薄；二是我国政府、社会和行业还死守疾病救治模式、把医改的重点过于侧重在医院，而未能从源头上彻底遏制慢病的发生和攀升，缺乏政府主导的全民健康和慢病防控的行动计划。

因此，必须逆转国民健康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背离的窘迫局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13日在江苏考察时提出的“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讲话精神，彻底改变我国现行思路，把疾病的源头控制作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要将“治已病”转向祖国医学数千年传承的医学精华“治未病”上，这也符合近年在国内外风行的转化医学“4P模式”，即预警、预测、个体化诊疗和公众参与。因此，“治未病”必须提升到与“治已病”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消灭疾病于未然，让“治好病”的观念让位于“不生病、少生病”，使全民的健康得到更有效保障。这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健康有作为、有担当的回应。

所幸的是，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持续支持下，我国在开展“治未病”运动的技术支持上已做了充分准备，并具备了强大的市场转化能力。目前缺乏的还是顶层设计和政府主导的全民健康行动计划。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确定的预防为主、农村基层为核心的医药卫生事业的方针政策促使我国有效建立了疾病防控体系，消灭了主要的传染病，使国人人均期望寿命由建国初期的35岁提升到1979年的67岁，医药卫生事业的成就举世瞩目。其中，最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依靠政府动员了全社会力量参与疾病防控，全体民众都参与其中，政府主导的对公众的“强制性”教育和个体参与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我举一个通俗的例子说明政府主导作用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传染病防控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强制性隔离病患者，或接种疫苗。这些措施的实施不能完全以个人意志为核心。所以，作为一个群体性疾病的防控就必须要采取“强制性”教育和措施。所谓强制性的另一个解释就是强行要求我国主流媒体必须在黄金时段开展公共卫生知识、法规的宣传教育。日本、美国慢病防控成功的经验中，最核心的就是政府主导的强化教育。我国的体制原本在这方面是最有优势的，必须加以发挥。

为此，特建议“三个到位”如下：

1.立法到位。我国应尽快出台卫生基本法，推动《全民健康保障（或促进）法》，以法律为依据，全面推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加速推动针对新生儿和未成年人的出生缺陷、健康保护

2.机构到位。设立专门的具备跨部门、跨行业协调能力的慢病防控常设机构（“未病部”或“健康部”），制定全民健康指数和健康GDP，使政府，社会，民众都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全民健康事业中！主导“新生儿出生缺陷筛查行动计划”和“全民强国慢病行动计划”，大幅度提高我国慢病防控的效率，争取使我国慢病发病尽快达到拐角。

3.信息到位。充分发挥我国网络终端和大数据的优势，建立覆盖全国和全民的“治未病”云健康档案信息系统，结合全民“未病”电子档案和数字病历档案等数据来源，开展中国人群“治未病”大数据分析，形成可防控出生缺陷、预防慢性疾病的数据模型、预测工具、干预决策辅助系统、指导预测和干预所需的饮食药品研发。 作者：丁笑天